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2月成立于上海，1939年出版社总部于重庆改名为读书出版社，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安排，1948年8月读书出版社在香港与生活、新知书店合并成三联书店。1951在出版总署的安排下与人民出版社合并，1986年三联书店又从人民出版社分离出来。读书生活出版社从成立到后来合组共12年的历史，但是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郑易里这个为世人称道的名字也刻在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历史的丰碑上。

　　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前身应追溯到此前的《读书生活》半月刊。

　　1934年，中国革命力量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摧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和热河，并步步紧逼平津。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馆长李公朴和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为辅导青年自学，在馆内设立了“读书指导部”，在《申报》（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开辟了一个“读书问答”专栏，为读者解答读书和生活中的疑难问题，推荐读物，提供各种各样的知识，该栏主要撰稿人有艾思奇、柳湜、曹伯韩、高士其等。凡是有关哲学和科技知识的解答文章，都出自艾思奇之手。艾思奇于1930年回到日本学习，1932年秋由日本回到上海。1933年秋到湶漳中学教地理，同时也开始给报社写文章。与此同时，读书指导部的几位编辑，也从读者那儿得到启发，分析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而针对读者的一般思想，归纳分类，有计划、有步骤地自行出题，自行解答。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对读者的宣传教育工作。“读书问答”越办越出色，成了当时最受青年读者欢迎的一个专栏。但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加紧了“文化围剿”，对《申报》施加压力。尤其是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来申报老板上海报业大王史量才更坚定了抗日救亡、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立场，他的不畏权势、不被利诱的凛然大义，令蒋介石恨之入骨。但因申报机构地处上海租界，国民党政府又奈何不了他。随政治形势的险恶，李公朴与史量才商议在申报的“读书问答”栏目未被查封前，主动停刋，而由原班人

　　马，另开辟一种篇幅较大的杂志来更好地做宣传工作。1934年11月10日《读书生活》半月刊正式在上海创刋了。以原班人马编辑出版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坚持了“读书问答”原有的宗旨，还兼出一些辑文成书的小册子和其它新思想著作，仍由李公朴任社长，艾思奇、柳湜任主编。1934年艾思奇任《读书生活》半月刊主编期间约郑易里参加一个聚餐会，每星期上菜馆聚餐一次，参加的人有曹亮、王达夫、熊嶽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是曹亮的爱人，——注解）等共七、八个人。在座的都是当时进步的文化人，大家边吃饭边议论国内外的时事问题。

　　当时李公朴是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很活跃，加上工作班底强大，所以《读书生活》半月刊办得有声有色，受到读者欢迎。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一代报业宗师史量才于1934年11月13日下午二点二十分乘“司啼拜克”牌防弹车从杭州返回上海途中，三点五分在海宁翁家埠，被戴笠所指挥的军统特务杀害。

　　1935年12月，《读书生活》半月刊出到第三卷第一期时，李公朴等人商议在静安寺路斜桥弄（今南京西路吴江路）七十一号租了两间房子，准备自办发行，以便同读者直接取得联系，把读者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种理念促使大家学习并积累了发行书刊的业务经验，在广大读者的支援下，逐渐壮大起来了。

　　1936年初，李公朴、柳湜、艾思奇等人，从如何更好地将作者和读者联系到一起，如何使读者有更多质高价廉的书读等角度考虑，准备仿照生活书店办一个出版社。

　　1936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斜桥弄七十一号正式开张。为了有一满意的招牌，还特意请沈钧儒先生的叔父沈卫书写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七个字的牌子。沈卫老先生号淇泉（1862-1945）曾在1894年中殿试三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0年为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史。招牌上的七个字，浑重端庄。当崭新的招牌挂出时，一个新的出版社诞生了。这时出版社的内部机构大致是：社长李公朴，经理柳湜（常来办公），编辑部艾思奇、陈楚云、高士其（住在社里），郑易里、胡绳、曹伯韩、廖庶谦等是经常撰稿人，出版部有周巍峙、徐逸，营业部有万国钧、张季良、李自强、赵子诚、洪涛、沈淦三，总务为李克金、卜朝义。

　　《读书生活》半月刊初由上海杂志公司总经销，从第三卷起由读书生活出版社自己发行。尽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封锁，每期最少能销售一万份，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两万份。《读书生活》从1934年11月创刊到1936年11月第五卷第二期被查禁，共出版了50期。

　　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成立之初出版了两本很重要的书。一本是《大众哲学》，它把艾思奇在《读书生活》半月刊“哲学讲话”栏目上发表的文章，经过必要的修改，集结出版了一个单行本，起名为《大众哲学》。这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每个人身边经常会遇到的事情，来讲解哲学的基本原理。使广大进步青年认识到哲学并不神秘莫测、高不可攀。读者受本书的启萌，产生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要求。所以一出版，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前后共印刷了34版。另一本是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的，由苏联米丁着的《辩证唯物论》，中文书名《新哲学大纲》，这是一本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的专着，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译本。是1936年6月由艾思奇和郑易里合译由读书。生活出版社而出版的由艾思奇写的译者序。艾思奇在《译者序》中推介这本书时写道：“本书是一部价值最高的，现阶段哲学发展的里程碑的著作”，“用了十几位新进哲学家的力量，准备了两年多的功夫，原著才算完成。内容的精粹，由此也可以想见了。”“这本书的出版，使中国目前新哲学上的争论问题也可以得到一个正误的标准。”

　　后来再版时，郑易里写了补正增订版序1938年9月15日写道：“这本书出版以后，销路很好，这使我们一方面觉得高兴，一方面觉得惭愧。高兴的是喜欢哲学、认识哲学，进而认识现实发展变化的朋友，是一天一天加多了。惭愧的是，这本书有许多错误以及译者疏漏的地方，一直到第四版，都不能在本文中加以改正，只能做成一张最不便当而又最令人讨厌的正误表，附在书的最后一页。因此我们才决心在第五版时重新改排，想使它没有一点错处；一方面又增加了苏联大百科全书当中的另外一篇一一《观念论》，作为附录，想使它成为一个内容完美的哲学译本。

　　但是事情常常是不能处处与理想吻合的。第四版以前正误表中所有的错处，虽然是在改排的第五版中改正了，但新的错处又产生了。为了种种关系，又只好做成一个讨厌的正误表，附在书的最后一页。这个正误表中只列举出一些必须改正的地方，还有一些地方（例如马克思和马克斯，恩格斯和恩格思，马赫和马哈，托洛茨基和托罗斯基、谢林和雪林、根元和根源、人民主义者和民粹派等等。又如共产主义[communism]仍旧作康敏主义）那只好留待以后再改排的时候去修改了。我们希望这本书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目的，所以我们欢迎爱好这本书的朋友尽量指正。

　　这里，要特别感谢郝孑、刘执之二先生，他们在以前各版中曾给本书校正了许多地方。我们尤其感谢郑效洵先生，他不惟使本版改正了正误表中列举出来的许多错处，而且还贡献了我们一些新的意见（如做索引等）；我们希望能在以后再版时实现这个目的。

　　最后还要感谢冰生先生，他知道我们快要再版，特别指出了几个译错的地方。除二四八页一行二行四行七行及三四八页四行五行六行已全部改排外，其余的也只好列入正误表中去了。一件事业的美满的完成，常常要依靠多数人的同一立场的协力；我们合译的这本书，也正需要这样做。

　　第五版曾有一篇‘补正增订版序’，因为本版又有补正，所以改写这一篇，叫做‘补正增订版改序。’”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托派”的冒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去批判和揭露。《新哲学大纲》起到了帮助读者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的作用，往往买《大众哲学》的读者还要买一本《新哲学大纲》，《新哲学大纲》先后印刷了14版。这两本书畅销的情况在当时的书店都是绝无仅有的。自然，这样的书也绝对是国民党政府查禁的对象，只能半公开销售。这两本书运到延安后，更是延安各学校革命学员的必读书目。根据报导，毛泽东在1937年７月和８月发表的《矛盾论》、《实践论》里，都多次引用了这两本书的词句。

　　1938年4月8日郑易里在翻译的《观念论——新哲学大纲新增附录》“小引”里写道：“《新哲学大纲》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到一年的时间竟销行四版，这是我们意料不及的。这次的第五版，我们把它全部校勘一遍，重新改排，并且增补了一个附录。这个附录就是这篇《观念论》。观念论是与辩证法唯物论成为敌对的哲学派别，在现代反动阵营中，它依然发挥着他的蛊惑作用。我们为要和它斗争，必须撕破它的鬼脸，使每个人都能认识它的真面目。所以这篇东西的增补，是有它的意义的。

　　这篇《观念论》也是《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一条。执笔者系V.赛夫金（V.Schefkin）。他用最简练的笔调将古代直到现代的各种各样的观念论，在叙述中批判了它那错误的理论的根源。除全篇作为附录入《新哲学大纲》第五版外。现在又另把它印成单行本以便读者单独购阅。”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新书还有：艾思奇的《知识的应用》、《如何研究哲学》，柳湜的《如何生活》、《社会相》、《实践论》、《救亡的基本知识》，高士其的《我们的抗敌英雄》、《抗敌与防疫》，罗稷南翻译的《高尔基论》、《铁甲列车》，以群翻译的《新文学教程》、《苏联文学讲话》、《高尔基给文学青年的信》、《怎样写作》，以及《世界文学史纲》（杨心秋、雷鸣蛰译）、《中国历史教程》（刘惠之、刘希宁译）、《数学讲话》（廖庶谦着），周巍峙编的《中国呼声集》（歌曲集）等。另外，重版书《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等也占了很大数量。

　　拯救、重组读书生活出版社

　　1936年11月12日上海各界救国会举行了纪念孙中山的活动，主席团成员史良提出：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当时急于“清共”的国民党当局，也得罪了上海的日本人。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因为这七个人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发生了“七君子”事件，《读书生活》也被查禁。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出版事业更加肆意摧残，各大中城市的书店，只能偷偷地发售进步书刊。读书生活出版社原来就没有本钱，靠艾思奇等人向朋友、熟人筹借得一、两千元做经费。好在纸行和印刷厂可以欠账，等印出书卖了，收回钱再还欠。这时，书发不出去，欠账收不回来，资金突然周转不灵，难以维持。外面债权人要债，内部人员的工资可以暂不发，但是吃饭也没有钱了，人心惶惶，内外交困，出版社濒临倒闭的边缘。这时地下党找到艾思奇，说明根据当时革命的形势，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个阵地不能丢，要想尽办法使它存活下去。这时艾思奇想到郑易里。郑易里和他二哥在上海做生意，手里有钱，他是不是可以出资金来拯救读书生活出版社呢？正像他想象的那样，郑易里明白当时的形势和出版社对革命的重要性，二话不说，马上拿出3000元（法币），解决了燃眉之急，还清了内外债务，安定了人心。重新组合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并且给在南京浦镇的黄洛峰去信，要求他马上回上海重新组建读书生活出版社。

　　黄洛峰（云南鹤庆县人）和郑易里认识的经过是很偶然的。郑易里在昆明成德中学读书时，他有一个同班同学叫黄授申。到三年级时，郑易里和黄授申已经十分亲密，几乎形影不离。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常在课堂外说笑打闹。有一天，一个个子很小，面黄肌瘦的同学，由于论调新异，被同学们哄闹着推到郑易里这边来。黄绶申告诉郑易里，他叫黄凯，才进成德中学，正读一年级，是他的族侄。黄凯就是黄洛峰，当时他又名黄肇元。黄洛峰不久就转学到省立一中去了，虽然二人断了联系，但是黄洛峰在郑易里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8年，郑易里回昆明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听说黄洛峰正在易门县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作，与此同时，黄也间接听到郑易里的一些相关消息，二人都牵挂着对方，共通着的是热血沸腾的革命的友情，但双方未曾见面。1932年前后，郑易里常住上海，和兄长郑一斋做生意。夏天正热的时候，郑易里陪兄长到南京旅游，偶然在留学归国请愿团内遇到黄洛峰。那时，黄洛峰和以前大不一样，长得又高又英俊，是请愿团内负责人之一。他从事很多社会活动，郑易里没有和他说上几句话，黄洛峰便被他一起的同志叫走了。到1933年秋，有一天，郑易里正在家中，忽然有一个穿着破旧、瘦骨干筋的人来找他，郑易里一时没有认出来，随后发现这就是自己时时渴望见到的黄洛峰。这个时候黄洛峰刚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里释放出来。黄洛峰1927年已经入党，在云南从事党的工作，1930年曾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在上海反日救国联合会工作时，被捕入狱。黄洛峰一出狱，便四处打听到了当时在上海的郑易里。

　　郑易里与黄洛峰小坐一会儿后，便和黄洛峰一起去买了衣服、洗了澡、吃了饭，打扮好了，去见艾思奇夫妇，恰好艾思奇房东那里有一小间空屋，于是黄洛峰便租了下来，郑易里给他留下生活费，黄洛峰便和艾思奇夫妇一起搭伙起灶。在这段时间里，黄洛峰、艾思奇和郑易里几乎天天凑到一起聊天，议论当时的时局。后来黄洛峰的夫人王琳由北平到了上海，黄洛峰便从艾思奇那里迁出，另租房居住。5月生了个男孩，即黄克鲁。由于生活费的增加，黄洛峰再靠微薄的稿费，已不能维持生活了，迫切需要新的谋生出路。6、7月间族叔黄绶申将军（任国民党军队八十五师参谋长，少将）来上海，说他驻南京浦镇，临时兼任工区（国防工事）主任，急需一个会计出纳人员，负责掌管银钱，一再约黄洛峰前往，因而黄洛峰答应前往工区任办事员职务。同年8月，黄洛峰携夫人和孩子到了南京浦镇。刚到浦镇三个月，就接到郑易里、艾思奇寄来的信。郑易里、艾思奇向黄洛峰坦诚诉说了他们共同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由于李公朴的被捕，遇到了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空前危机，所以郑重邀请他来担任该社总经理。在黄洛峰来看，这不是一般的邀请，而是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不容任何迟疑，就慨然应诺，立即准备赴任了。因此，当读书生活出版社濒临破产倒闭之时，三个人共同努力将其支撑起来。

　　黄洛峰在浦镇的工薪，每月50元，他提出辞职返沪时，黄绶申通情达理，为帮助黄洛峰还债和搬家费用，除月薪之外，又多给300元，黄洛峰只留下100元还债，200元准备作为新股投入出版社。他又向黄绶申说明情况，特别说明郑易里、艾思奇等云南老乡们的困境，黄绶申当即答应以800元入股。这样，黄洛峰带着1000元的新股去上任了。

　　从出版社本身说，黄洛峰认为，首先是领导核心的问题。经过改组扩大之后，新的领导成员是郑易里任董事长，艾思奇、柳湜同任总编辑，黄洛峰任总经理，廖庶谦负责出版业务和兼做全社的经营管理，李公朴尚在狱中，改任了董事，还有陈楚云、周巍峙、万国钧、赵子诚、李克金、卜朝义、张汉清等工作人员。黄洛峰非常注意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领导核心，他认为这个领导核心是好的，这个领导核心之所以很快地凝聚成坚实的力量，其一是大家的思想政治方向一致，都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又都反对国民党的对外屈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其二，都是热爱革命出版事业的知名进步人士，除个别人外，几乎都是共产党员，从创社起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样，他们就以各自的所长分工，各尽其力，使出版社的业务得到巩固和发展。

　　黄洛峰经过调研，认为目前除以增加社里资金和搞好出版两大工作外，应该着手解决的问题有：

　　1．机构不甚恰当，职责分工不清，忙闲不均，互有推诿，影响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2．原来的会计制度不科学，账目无条理，不易看出盈亏。

　　3．书籍没有成本核算，什么书应多印或少印，什么书应从低定价，也无一定准则。

　　4．纪律松弛，常有不遵守作息时间，不严肃工作的现象。

　　5、业余时间散漫，生活比较单调，没有适度引导。

　　为此黄洛峰首先调整机构和人事，使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然后在墙上悬挂“严肃、紧张、活泼”；“今日事，今日了”；“努力工作，努力学习”的标语口号。周末或节假日，举行茶话会，组织郊游踏青，以调济生活，联络感情。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很快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工作出现新气象。

　　第三节《资本论》全译本及有关著作的诞生

　　１９３６年在郑易里、黄洛峰、艾思奇三人多次酝酿后，把出版社的方针确定为：

　　1．翻译出版马、恩著作，首先出版《资本论》；

　　2．编辑出版高级理论刊物；

　　3．编写出版社会科学通俗读物。

　　方针确定后，大家开始考虑由谁来承担翻译工作。但是，要翻译《资本论》谈何容易，我们来回顾一下《资本论》早期的翻译出版的困难情形大家就知道了：

　　1905年，浙江绍兴的马一浮曾自德国带回一套德文版《资本论》，使国人首次知道了这个重要讯息。但当时他只在亲朋友好中作展示、欣赏，并得到了阅览者的热情赞誉，却未能向社会上作宣传、介绍，更因其篇幅浩繁等原因，没能进行翻译出版。

　　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终于由李汉俊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翻译出版了。她在该书序言中说：“要讲马格斯社会主义以及要晓得马格斯社会主义的，都非得把马格斯社会主义三经典：马格斯（即马克思）、因格尔斯（即恩格斯）合着《共产党宣言》、因格尔斯着《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及马格斯着《资本论》拿来详详细细读一读不可！”引起了国人对《资本论》的重视。

　　这时，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德文组，在李大钊倡议下，决定先翻译《资本论》第一卷。但当他们刚着手进行时，即发觉这本书很难译，啃不动，不得不请德文老师讲解。但是德文老师看后，回答：“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最后经过一番努力，书还是译出来了（但未得样本佐证，或有关此书的出版、发行记载）。

　　同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发表了费觉天译的《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虽然这仅是一篇“序言”，但应该说这是已知的关于《资本论》最早的一本“部份中译本”了。

　　1926年10月，郭沫若1924年从日本回国后，就曾计划用五年时间全文翻译《资本论》，并就此事与商务印书馆洽谈。他说：“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要算一种光荣的死”。并曾和商务印书馆商量过，但在商务编审会上未被通过。他们回答说：“译其它任何名著都可以，但出《资本论》则有所不便。”委婉地谢绝了郭氏的意见，使郭沫若的这个计划落空了。

　　《资本论》已经得到了国人的重视，但直10年以后的1930年，国人才见到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即陈豹隐）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即第一篇）。这是根据1928年德文版第1、2、3章翻译的，参照日本河上肇的日译本译成的中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进行校对，由上海昆仑书店于1930年3月出版，报纸印造，三十二开，分平装、精装两种，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这个最早的中文版本不是全译本。后来又陆续出版过一些译本，但也都是不完全的。因此，1938年以前，虽然出版了几种《资本论》的中译本，但只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的部分篇章，最多也只出版了第一卷。这虽然是《资本论》“全豹”的一小斑，但终于让国人首次见到了《资本论》的丰采。

　　1932年潘冬舟又译了《资本论》第二、三分册，并由北京东亚书店出版。这时，读者若能将陈译的一分册和潘译的二、三分册，两种不同版本的《资本论》摆在一起，可以说是有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完整本了。

　　1932年，候外庐和王思华，也曾根据恩格斯审订的《资本论》第四版合作翻译过《资本论》第一卷。他们先在1932年出版了上册，延至1936年又出版了下册，张友渔曾根据日文版进行过校阅，并对散失的部份原译稿进行了补译。他们翻译出版此书，是在没有经费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不但自己不取分文稿费，而且还要到处奔波筹措经费，跑印刷厂，历4年之久，终于完成了第一卷出版，其精神是十分感人，令人钦敬的。但是对《资本论》第一、二、三共三大卷的全译本，这时还看不出端倪。

　　由于这部著作篇幅浩瀚，难度极高，翻译费时长，出版商怕担风险等原因，使这些人的愿望未能实现。

　　郭大力，原名国秀勍（音“情”），是江西省南康市人。1927年，郭大力大学毕业后，年仅22岁，经过大学几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他深感要改变中国的面貌，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次偶然的机会，郭大力碰到书店正在出售英文版的《资本论》，他爱不释手，不顾经济窘迫，把它买了下来。他在翻阅和研读《资本论》的过程中，很快就为其中的思想深深吸引，并决定把这部伟大的著作介绍给中国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红色政权在自己的家乡——江西建立。这一切，大大鼓舞了郭大力，使他更坚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他开始翻译《资本论》之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遭到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时刻。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革命处于低潮。面对反动派的疯狂镇压，郭大力没有被吓到，他下定决心，要把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译成中文。

　　1928年1月郭大力带着积攒下来的钱，离开上海来到杭州，在大佛寺租了一间客房住了下来，便着手翻译《资本论》。半年以后，郭大力翻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但是，在翻译过程中，他感到困难很多：没有可靠的收入，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德文基础太差（当时主要是依据英译本来翻译的）；缺乏翻译经验；理论修养不足，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都不够熟悉。因此，他决定暂时放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把主要精力转到《资本论》全书翻译的准备工作上去。他计划一方面进一步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自修德文，同时系统地研究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代表著作。在杭州居住期间，郭大力结识了王亚南。在郭大力的积极鼓动和建议下，攻读过教育学并参加过北伐军的王亚南，决心改途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

　　1928年秋，郭大力回到上海。为了生活，他在中学兼些课。而其余的时间都用来自修德文和从事翻译工作，为全文翻译《资本论》作出准备。从1928年到1934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了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译本名为《国富论》）等著作。

　　1934年，郭大力开始重新翻译《资本论》。早在1928年就翻译好的第一卷译稿，不幸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炮火，所以只能从头再译。另外他为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生活无着落苦恼着。恰巧艾思奇的夫人吴瑛和郭大力的夫人余信芬同在上海暨南大学，一个想找翻译《资本论》的人和一个想翻译《资本论》找出版社的人遇到一起了，天随人愿，艾思奇马上带郭大力去见郑易里和黄洛峰，并且很快由出版社和郭大力签订了出版合同。合同是这样规定的：

　　一、每月由出版社支付郭大力、王亚南各40元的预付版税。而且为了使这种支付不受正常业务资金周转的影响，特意提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作为专门支付译者预付版税之用。

　　二、译者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按照规定向出版社交稿，以便审核、修改定稿。

　　三、出版社帮助译者解决所遇工作上的其它困难。

　　这个合同大大增强了郭大力、王亚南的信心。此事在文化界不胫而走，盛传为佳话。可是出版界闻之反映不一，有的钦佩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胆识，有的持疑，也有的摇头，有的根本不信这合同能落实。但是郑易里、黄洛峰和艾思奇三人意见一致、思想统一、坚定不移。这时郑易里拿出2000元存入银行，作为翻译的基金，有了钱，大家更增强了信心，毫不动摇，宁肯在其它方面更艰苦，紧缩开支，也不能失信于辛劳的译者和渴望的读者，要下定决心，齐心协力，保证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在中国出版。

　　在郑易里的主持下，不管人员怎么变动，战局如何变化，出版《资本论》的计划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郭大力的译稿陆续交来。想不到《资本论》第一卷刚刚译好，战火就烧到上海。1937年8月13日日寇挑起事端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敌机狂轰烂炸，大火在郭大力住地附近(上海真如火车站旁)一连烧了好几天，离他家不远的暨南大学已被炸成废墟，而不远的地方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司令部，随时有被炸的可能。为了完成《资本论》译稿，郭大力对郑易里说：“我的家乡赣州乡下还平静，我回去继续工作吧。”他把《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郑易里以后，便从战区的炮火声中逃离了上海，绕道香港、广州等地回到江西赣州。郭大力回到老家后，潜心工作，继续翻译《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每次翻译完一个段落，郭大力便把译好的稿子用小字密密麻麻地誊写在很薄的航空信纸上，一封封寄往上海交给郑易里。当时动荡的中国邮件快慢不一，有的邮件先发后到，有的后发先到。郑易里倍加珍惜几经辗转后到达手中的稿件，他一边整理译稿，一边用日文版《资本论》校核，第一卷还请章汉夫用英文版《资本论》校核过一部分。

　　自“八、一三”的战火燃烧到上海，中国军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这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气氛十分高涨。但是由于战事的展开，敌机的轰炸，上海与内地的交通日趋艰难，出版发行工作，不免受到到很大影响。出版社的同志们，由于经年屡月为之奋斗的抗战愿望终于实现，情绪高昂，纷纷参加了演剧队、歌咏队、慰问伤兵、救济难民等活动。但从社里来说，暂时又蒙受到营业受阻、资金周转不灵等困难。抗战将是持久的，从长远着想，出版社要不要坚持？能不能坚持？答案显然是必须坚持，能够坚持，不但如此，而且还应该在抗战中求生存，求更大的发展。这时，李公朴已于7月31日出狱回到上海，但不久即与柳湜到华北前线慰劳军队去了，八月中艾思奇和周巍峙去了延安。

　　在艾思奇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郑易里到艾思奇家与他告别，他们是共同学习、工作了十年的知心朋友，想到一个即将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个留在环境险恶的白区，以后不知何时能见面，而且也不知道各人的命运将会如何。两个人敞开心扉畅谈，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覚巳到午夜一点，郑易里只得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郑易里走在回家的路上，没有想到已经过了战时上海夜间戒严的时间，马路上清街了，郑易里被巡捕带走，在巡捕房坐了一夜。

　　这时出版社里领导就只剩下黄洛峰、郑易里二人。本着“在抗战中求发展”的方针，他们决定将出版社迁往当时的抗日大后方武汉，并先期派万国钧去打前站。上海则继续坚持出版发行工作，由郑易里全面负责主持工作，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罗稷南、郑效洵，刘麐（财务）、张汉清（行政），卜朝义、殷荣高协助，他们一直在上海坚守着，一切工作围绕出版《资本论》进行。

　　1937年10月，黄洛峰带领徐逸、赵子诚（刘大明）等人到武汉去开辟新的阵地。这时上海战事已十分紧张，很多航路都不通了，他们只得租了一条大民船，把社里所有的新书和必要的纸型装了满满一船，先到镇江，再换乘轮船至武汉。去镇江途中，不时遇到敌机轰炸扫射，辛好没出问题，但上海这时已濒临失守了。他们到武汉不久，国民党19路军顽强抗敌三个月，于1937年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1938年武汉告急，黄洛峰等人又去了重庆。到重庆后，为适应抗战时期的紧张局面，黄洛峰把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名称简化为“读书出版社”。

　　在这段时间里，在老家译书的郭大力为了赶任务，又约王亚南翻译了一部分，他们陆续译完了二、三卷（第一卷，郭译前2/3，王译后1/3；第二卷郭译前3/4，王译后1/4：第三卷，王译少许，基本上全为郭译）。郑易里除自己负责校阅译稿、负责版面设计外，只请了三个“女将”作校对，她们是罗稷南的夫人倪琳．郑效洵的夫人蔡淑贞，和郑易里自己的夫人熊约春。郑效洵也抽空参加一些校对工作，考虑到一般的校对是从头到尾一点一点校对。这样往往由于习惯一扫而过，会存在疏漏，校对不细。郑易里要求大家从后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疏漏。他们就是这样认真、负责地校对着。罗稷南也参加了排版工作。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激发着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他们不但没有受到政局的影响，反而加快了进度。

　　慢慢的郑易里已经收存了一大堆航空稿件，工程眼看将要告成。郑易里高兴的同时心里又开始发愁，如何付印是一个仍然悬在空中的问题，而眼前的上海沦为孤岛，政治社会情况十分复杂。《资本论》的英文版和日文版在中国都有发行，中文版可以在中国公开发行吗？正当郑易里为此事担心之时，许广平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编辑班子，出版了《鲁迅全集》。郑易里由此得到了鼓舞。目前的形势下，郑易里几乎没有可以商量的人了，一切都得自己拿主意。当他得知上海某些印刷厂业务清淡，愿意承印这本书时，他当机立断，决定把郭大力从赣州请回上海。为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次性出齐三卷《资本论》，1938年4月，郑易里打电报给郭大力，希望他能亲自到上海来，完成全书后期的翻译和最后的校订工作，并随时商议、共同处理译稿的排校出版事宜。郭大力回上海后，在出版社简陋、昏暗的房间里，他很快翻译完《资本论》的最后一部分。尽管郭大力十年前已经开始动笔，但绝大部分工作是在这两年之内完成的。

　　从译稿转为著作，还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才能实现，像开本、版式、装帧设计、纸张、在何厂印制、精装平装、如何发行、如何运输和邮寄等，这些环节存在的困难，在那个战火连天、虎狼遍地年代可想而知。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郑易里和黄洛峰研究《资本论》的具体出版事宜，两人考虑到尽管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已经成了孤岛，但是大后方的印制条件远远没有上海优越，而且上海、重庆路途遥远，当时通讯工具很落后，黄洛峰不可能参与更多，所以《资本论》的工作完全由郑易里主持。黄洛峰就马上派出版业的行家里手万国钧专程到上海协助郑易里商定版式、联系印刷厂、接洽买纸等等。因为万国钧是老上海，对印厂、纸张以及资金周转和出版业务都很熟悉，是读书生活出版社最好的管家。郑易里有了这位得力的助手，减轻了不少负担。同时，出版《资本论》的进度更快了。一边，郭大力在出版社简陋的房间里赶译第三卷尚未译完的部分，另一边，郑易里带领出版社的人员开始了统稿、排版、校订的工作。随排随打校样，紧接着校对，改定了就打纸型，郑易里和郭大力再审阅新排印出来的校样。上海正值酷暑盛夏，《资本论》译排校印的程序，像流水线一样流动起来。在民族、国家危亡的关头，他们争分夺秒。热天里汗流浃背，挥汗如雨，一干人马不计昼夜，全身心投入工作中。

　　纸型完全打好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便在大后方登报办理预定，很多人知道了这部经典巨著的全译本快要出版，于是奔走相告，纷纷到读书出版社预定。有的人是节衣缩食凑了钱来订的，也有不少知名人士，像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等人，都预定了《资本论》。

　　经过了近百个昼夜的奋战，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出版，随后第二卷9月15日出版、9月30日第三卷也相继问世。这部二百多万字的三大卷精装本科学巨著，最终呈现世人面前。这一版《资本论》共印了三千套，书的装帧设计，按照郭大力的意见，尽量和德文原版保持一致。当时因为找不到德文版封面用的那种粗麻布，就改用细纹米色布代替，封面中间套印三厘米宽的红带，红带上突出印有《资本论》三个大字，既严肃端庄，又美观大方。这时中国第一部中译本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在上海出版了。

　　在战时要把《资本论》从上海运到大后方，十分困难，当时只有从香港转运。第一批共三千部（每部三卷，共九千册）除一千部留沪分发预定户及零售，或者分包运往武汉、重庆若干册以外，其余两千部《资本论》（六千卷）装了二十大箱运到了广州。在上海，除预订者来取书外，还有不少人闻讯赶来。有一位医生买了一套，郑易里问：“你们医生也看这种书？”那人风趣地说：“鲁迅不就是学医的吗？”还有一位来买《资本论》老先生，身穿长衫，足登布鞋，看上去像一位旧时人物，郑易里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先生。

　　战事越演越烈，《资本论》运达广州时，适逢日军占领广州之际，运往广州的两千部在慌乱之中全部损失。得知两千部《资本论》在广州全部损失的消息后，黄洛峰当即电告上海郑易里，急速再赶印一千部《资本论》。郑易里知道后心痛不已，这可是大家两年苦战的心血呀！但是也无其它办法，只好再投入资金，继续赶印。

　　郑易里在为《资本论》的出版苦战数月以后，考虑到战时运输途中的诸多折磨和危险，遂向黄洛峰建议是否可以在重庆印刷。在重庆的周恩来也十分关注《资本论》的印刷和发行问题。黄洛峰便和郑易里商量能否把《资本论》的纸型带到重庆来，二人顺便商量一下出版社的大政方针。于是1939年夏郑易里把《资本论》纸型装在一个大皮箱里，作随身行李，冒着风险，独自闯出了上海。经过香港，在越南海防入关时，大皮箱被海防法国殖民当局警察扣押，他们不认识中国字，以为是走私货。正当万般着急无奈之时，他碰见多年不见的好友乔丕成，乔丕成留法多年，是中共党员，当时组织上安排他在海防专门负责海外援助抗日物资的接收事宜。经过乔丕成用流畅的法语与法方警察交涉以后，乔又亲自陪郑易里去找国民党当局驻海防领事馆，与领事交涉，领事才派员陪同郑易里去海关把大皮箱提取出来。郑易里风趣地说：“多亏那个陪同的国民党人是个草包，他不知道《资本论》是什么书，方能闯过这一关。要是他知道这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书，别说书遭厄运，我们也就有苦头吃了。”

　　郑易里又带着大皮箱，乘滇越铁路的窄轨火车到了昆明。这金马碧鸡的故乡是他在上海日夜思念的地方，但是由于身负重任，他只与二哥郑一斋匆匆见了一面，便接着上路了。从昆明到重庆，一路上遇到检查，他都谎称皮箱里装的是小说纸型，才未节外生枝。

　　当郑易里风尘仆仆安全到达重庆读书出版社时，总经理黄洛峰兴奋得对郑易里说：“你到重庆来，周副主席都知道了，他亲自过问在重庆印刷《资本论》的事情呢！这是一件大事啊！”听到这鼓舞人心的话，郑易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又立即在重庆联系印刷，由于这里条件不如上海，他们只好用土纸印了一批内地版《资本论》。

　　重庆的同志们久闻郑易里的大名，但从未蒙面，一见之下，发现他非常平易近人，说话和气，光从外表上看，大家很难想象出这就是有名的翻译家、出版家。郑易里来到重庆以后，工作十分忙碌。重庆的读书出版社有门市部和办公室两处地方，办公室兼做宿舍，没有床铺，大家晚上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于是郑易里晚上和大家一样打地铺，和大家谈笑、拉家常，亲如兄长，大家都很敬重他。门市部与办公室（宿舍）相距不远。早起后，同志们便每个人提一根竹杆去门市部上班，这竹杆实为护身的优良武器，遇到国民党特务捣乱时，可以抵挡一阵。在鲁迅逝世纪念那天，出版社同志三、四个人还提着各自的竹杆约郑易里一道参加鲁迅的纪念会。如遇到日寇飞机来轰炸，大家则各自抢时间，带着重要对象（账簿、银钱等）躲警报。星期天，黄洛峰、万国钧、郑易里等几人顺着嘉陵江纤道，听着纤夫的号子声，沿江步行。就这样，郑易里在重庆和革命同志一起自如、放松地住了十几天，便经贵阳、昆明、越南、香港回上海去了。

　　第二批《资本论》印好后，采取分批的办法，改道广州湾的湛江继续发往内地。为确保运输安全，郑易里特派张汉清亲自押运，这次又遭到法国殖民当局扣留，郑易里还是找与法国总督有同学之谊的熟人乔丕成帮忙，辗转相托，从中疏通，才将这批书抢救出来，运到了桂林和重庆，送达预订读者手中。在重庆的预约订户，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等拿到的都是这次赶制的《资本论》。

　　黄洛峰在收到《资本论》后除了立即向预订户一一发书以外，还特别寄给当时正在延安的艾思奇。为了将《资本论》完好无损地运抵延安。黄洛峰安排桂林分社的同志与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交“八办”的汽车，郑易里特派张汉清等同志把几十部《资本论》安置在卡车上最便于保护的位置，直接带到了延安。这本书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看到这一版的《资本论》后，曾经在扉页上的出版时间“中华民国27年8月31日”下面注明“1938年”，并批注：“《资本论》原文版本第一次问世时1867年，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到1954年他再次阅读此书时，在第一卷目次下又注明：“1867年距今87年”。王惠德后来回忆这批《资本论》说：“1939年，在延安得到了一套《资本论》，能得到这套书，当时的确很不容易。”陈其五也回忆说：“我们在战争年代很困难，但《资本论》一直带在身边，没有丢掉，一直到进城。”

　　为继续供应中国解放区和敌占区，郑易里又增印了3000册（9000卷），大力支援中国的革命事业。在第一版《资本论》书末的《译后跋》中，郭大力这样写道：“最后，我们应当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个译本出版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这是对郑易里最朴实也最真挚的评价。郑易里能够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世界哲学经典名著的较译工作，除了他具有极高的外语水平之外，更说明他在哲学和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有关《资本论》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1947年2月20日，作为国民党党报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马克思著作《资本论》出版广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事件正是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黄洛峰和南京正风出版社创办人陈汝言的杰作。1947年2月上旬的一天，陈汝言到上海拜望黄洛峰。黄洛峰说，他的出版社将出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问陈汝言能否想办法在南京《中央日报》上刊登一个出版广告。陈汝言表示会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并与黄洛峰研究了计划细节。同时，黄洛峰把60万元广告费交给了陈汝言。

　　陈汝言回到南京后，决定冒险直闯《中央日报》广告部一试。他把过去认识的广告部的一名有正义感的广告业务员约到家里来商量，开始那位广告员有些为难，表示：“中央日报从来不登这类广告，就算我同意，刊登过程要经过各道关卡，怕也不容易通过。”陈汝言为了让他放心，便解释说：“这是学术著作，在欧美国家是公开发行的，而且列入了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陈看他没有断然拒绝的意思，便趁热打铁，说：“目前各报馆都在争取广告收益，如果指定刊登地位，广告费增加一倍，我们采取这个办法，事情也许好办一些……”广告业务员沉思良久,说:“我试试看，尽量办吧。”陈看他答应了，便紧握着他的手，说：“刊出时间尽量提前，位置最好刊登在报名旁边。一切拜托，如不方便，就相机行事，不要冒风险。”他点了点头，说：“放心吧！”就离开了。第二天，陈按时到报社交了纸型，交上自己垫的60万元钱和黄洛峰给的60万元，共120万元钱。业务员小声对他说：“明天见报。”

　　事情出奇的顺利，令陈汝言喜出望外。广告于1947年2月20日在《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读书出版社发行世界名著

　　资本论

　　卡尔·马克斯原著郭大力、王亚南合译

　　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的结晶，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

　　全书三大卷，两百余万言，唯一的全译本，精印三巨册，用布面精装。

　　广告还顺带介绍了4本资本论研究丛书的书名：《怎样研究资本论》（亚尔帕里着、许涤新译）、《恩格斯论资本论》（章汉夫、许涤新合译）、《资本论通讯集》（马克思、恩格斯着，郭大力译）、《资本论的文学构造》（聂奇金纳着、郑易里译）。

　　这则广告的刊出，在南京就像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了著名的“广告事件”。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党报竟然注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广告，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收回这一天的中央日报，并严令追查。国民党头号官报的“反共失察”一时成为笑谈。

　　在中国第一次出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意义重大。出版《资本论》的工作如此繁忙，但为了更好地介绍《资本论》，郑易里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空余时间，于1938年7月翻译出版了聂奇金纳女士的著作《资本论的文学构造》一书。他在译者序里写道：

　　“《资本论》在世界上出现了几十年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一部最伟大的名著，但还不大知道它在被人们称为伟大的以前，曾经历了万万千千的艰难困苦；它的形成，它的各国的翻译，它在大众中间的广大的流传，以及和它所关系到的一切，全都是在艰苦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849年8月，马克思因被驱逐而由巴黎亡命伦敦，生活极穷困，但热情沸腾，始终都在社会运动的苦斗中过日子。他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常常利用大不列颠图书馆，去锻炼他的精神的武器；由此，于1859年着成《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便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的前身。1861年回柏林，1865年又因出席国际会议，复至伦敦。他在这个时期，心绪比较悠闲，乃着手收集材料，写作《资本论》。他打算在这个期间，把《资本论》全部写成，所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全体没有完成以前，决不印行任何部分。。。。。。纵然难免缺陷，但我要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体，这是我这本着作的特征’。1867年第一卷完成后，因为各方面都需要，他才于四月间携带原稿回德国交汉诺威出版。继后，马克思本想把第二卷第三卷已写成的所有草稿加以最后整理，使它继续出版，但因工作忙碌，生活穷困，又因老年多病，一直不能实现最后目的。马克思于1883年3月逝世，这件伟大的工作，是不得不由恩格斯去负担了。他把马克思原草稿加以修改整理和补充，乃于1885年出版第二卷，1894年出版第三卷。地球的形成，曾经过了几千万年的结炼；这部翻转世界的著作，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在二十多年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完成了。

　　第一卷出版后不到一年，即有人译成俄文，因受检查耽搁，直至1872年才在圣彼得堡（革命后改为列宁格勒）出版。这是全世界最初的译本。马克思听见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他于1868年10月12日写信给索尔格说：‘前几日，彼得堡某书店主人给我一个消息，说《资本论》已译成俄文，正在排印中，这令人惊讶不止。他要我送他相片，刊在卷首；对于我的好朋友俄国人，这种小事不好拒绝。二十五年以来，我不断的在德文、法文、英文中攻击俄国，俄国民众处处卫护我，这是我无比的幸运。’俄国民众最初得到《资本论》的广大的照射，他们也最初得到了光明。当俄译本发行以后，法国也继续出版了法译第一卷第一分册。英国直至一八八六年才有译本出版，计自德文原著出版至英译本发行止，当间相隔十九年。英译本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已逝世三年了。这期间，《资本论》已成为欧洲资产阶级眼中的可恶的怪物了，马克思的名字，也变成他们眼中最可怕的东西了。《资本论》的根本思想，就像电感那样，由各国工人阶级演说家、政论家的演说和论文中表现出来，它由千百种途径深入到世界群众里面。落后的亚洲，直至一九二七年，《资本论》才算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现了。中国是更落后了。一直到现在，距原著第一卷出版后已经七十年了，我们看见的，仍只是零落不全而又译笔艰涩的几章（原著三卷共计九十八章），这是我们的极大的不幸。原著到现在虽隔了七十年之久，但中国现在的社会，恐怕还经历着原著当时的欧洲社会以前的阶段。这似乎是表现着老的变小了，小的变老了。老大多病的欧洲资本主义，现在是走着死亡的道路；年青幼弱的中国，却正在这个明镜前面，选择他自己所应走的路。《资本论》是一个巨大的力，他在中国的出现，将使这婴儿似的中国，睁开眼睛，看到光明；张大嘴巴，吼出它历来闷在肚皮里的痛苦。

　　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当中经过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大革命，一直到现在，文化上都是过着一个启蒙的摇篮时期。这时期内，不惟自己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有人自满地说中国变革的自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新的创造），就连更深入的介绍工作都没有。世界各大学说，只传来了一个轮廓，这使人常常发生大致相同的模糊的感觉；有时候，只传来了一个头，这常常使人不满。但我们也常常自慰说，那总比没有的好。也有人说，那还是不如只有一个轮廓的好。轮廓虽然模糊不能传真，但也不致反而弄丑，使人反感。不论如何，这都是中国在启蒙时期中的现实的难免的经历。中国这婴儿，已渐渐在这长远的摇篮时期长大了；他有了更好的胃口，它需要更充实更丰富的食粮，它需要配合着它现在的行动得到更深入的知识。翻译界需要更大的努力，完成他历来未尽的或根本还没有的工作。著作界也需要更大更深入的努力，我们希望今后能够看到一些自己的伟大的创作。柔和的春天过去了；热烈旺盛的夏天到了！中国文化界的花木应该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以上是《资本论》著作经过及各国译本出版经过的一个简略的叙述。《资本论》的产生，正像一个新社会的产生一样，它的一切经过，都是斗争的，革命的。它虽受到一部份人的嫉恨，但也受到更多的人们的欢迎和拥护。它不单是经济学上的宝典，并且是唯物论辩证法的最好的模范。理论上，像钢铁那样紧密，利刃那样锋锐；内容上，像海洋那样渊博丰富；文章上，就像它的真理那样，健全，美丽，动人。聂奇金纳女士著作的这本书，便是对它那美丽的艺术的文学构造的一个最初的研究，这还是《资本论》的未开拓的处女地。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只有次要的意义，但它供给了我们许多最宝贵的例解，使我们认识到，科学和文学并不是互相对立的东西；两者具有一种共通的性质，两者都是现实的真理的表现。我们可以说，表现得最优美生动的科学作品，那便近乎文学；表现得最现实最正确的文艺作品，那便近乎科学了。《资本论》便是一部能引起读者的丰富的文艺情感的科学著作。希望这一本翻译，能引起爱好《资本论》及这个问题的人的更多注意和研究。

　　听说《资本论》原著全译本快要在读书生活出版杜出版了。所以特别推荐这本书给爱好《资本论》的人们。这本书在对《资本论》的理解上，是可以得到许多帮助的。”

　　郑易里在这篇序里，不光介绍了马克思怎样在斗争中完成这部巨著，也揭示了《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出版的重大意义，即“《资本论》是一个巨大的力，他在中国的出现，将使这婴儿似的中国，睁开眼睛，看到光明；张大嘴巴，吼出它历来闷在肚皮里的痛苦。”“它不单是经济学上的宝典，并且是唯物论辩证法的最好的模范。理论上，像钢铁那样紧密、利刃那样锋锐；内容上，像海洋那样渊博丰富；文章上，就像它的真理那样，健全，美丽，动人。”

　　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使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成的伟大巨著，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这不仅是我国翻译史和出版史上的光辉一页，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出版，对于宣传革命理论，启发人民觉悟，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这个版本又多次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重印。据不完全统计，共重印六、七次，发行总共达三万多部，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这批《资本论》运达延安后，1939年，张闻天在延安学习运动中组织了《资本论》学习小组，参加者有王首道、王学文、吴亮平、王思华、艾思奇、何锡林、邓力群等十余人。规定隔周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学习讨论半天，从未间断，一直坚持到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二十五章全部学完，历时一年有余。每次讨论均由张闻天主持。第一次由他讲学习体会，着重讲了《资本论》为什么从商品、货币讲起的问题。后来的讨论则由小组成员轮流作中心发言人，每人负责一章。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通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指导中国革命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于《资本论》全译本的翻译和出版，国内经济学界的老前辈许涤新1982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于（1937年）9月初到了上海。一到上海，就听到《读书生活》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出版社，并且准备出版中译本《资本论》。这是个使人多么高兴的事情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这部光辉巨著之译成中文，那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青年的热切期望。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在那个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得奄奄一息的出版界里，有谁能有条件，把这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全部译成中文呢？有哪个出版社有决心、有胆量敢出版这一部使资产阶反动派发抖的《资本论》呢？感谢郭大力、王亚南两位同志的辛劳！感谢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资本论》中译本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到今天，这个译本还具有重大的价值。”许老的这番肺腑之言，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部《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到的历史作用。

　　《资本论》于1938年初版便瞬即售罄，很多人向往着买这部书，出版社不断接到读者来信，建议再版。《资本论》后来经过多次再版，从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的3册精装本，以后也印了5册平装本，到1947年读书出版社再版的3册护封精装本、1948年东北解放区光华书店版的精装本，再到1950年三联书店版的5册平装本以及以后的版本，无论装帧还是版式设计都很别致，书的品相受到爱书人士一致热爱，很多人不惜高价竞拍《资本论》的各种版本。

　　关于解放前出版的《资本论》我们再补充交代一下，以期更充分说明其历史性价值。在解放前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现在我们知道的有三个版本。一是米黄色布封皮，上面有三厘米宽红色带，上书《资本论》三个字。这种版本印刷的最多。二是用蓝色布封皮正面三个烫金大字《资本论》，在书脊上有郑易里手书体某某珍藏也是烫金字。书里注明用道林纸印刷，共35套。就目前所知郭大力有一套、刘大明(赵子诚)有一套、范用有一套。书脊写（鹤用、仙宝合藏）（夫妻二人均在社里工作）、马仲杨（马以光）有一套书脊写“以光珍藏”从2006年11月12日北京青年报“检漏三记”一文的作者买到书脊上书“眉叔珍藏”的《资本论》，经考察是经黄洛峰亲手送给凌伶的，当初凌伶对出版社有过很大的帮助，所以他才能得到写有“某某珍藏”字样的《资本论》。但是其余三十套都送给什么人了，我们就无从考察了。最后一个版本是三卷合一的书脊写有“知吾藏”三个字的《资本论》，因为这本书不在我们手头，目前无法知道送给什么人了，也不知道它的印刷出版情况。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郑易里翻译的，他从1936年就开始翻译，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到1950年才出版。他在1950年7月1日的译后记里写道：

　　“在全中国解放后各城乡已积极走上生产建设道路的今天，在原子能已由伟大的社会主义先进国苏联逐渐使理论实现为到生产建设上的实用科学的今天，在米邱林学说已普遍引起一般自然科学界极大注意而同时成为一般科学在新方向上积极发展的一个优良模范的今天，恩格斯这一本巨著一—自然辩证法——投射给我们的光芒，是愈来愈亮了，愈来愈成为科学海洋中航海者们所不可少的宝贵的塔灯了。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毕生埋头在社会革命运动中，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松过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常常站在辩证法唯物论立场上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种种成就，发扬光大了自然科学的新的境界。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各长篇巨著以及各零星散文中到处可以看到的重要的内容，这个内容，也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论的—个最重要的成份。

　　恩格斯在1873年就老早决心要写一本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大书了。他当时关于《自然辩证法》所拟定的三个中心思想是：(1)物质和（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看的）运动的不可分割性；．（2）种种运动形式的本质和研究这种种运动形式本质的种种科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3)一种运动形式辩证法地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化以及一种科学对另一种科学的适应。他在这一中心思想上首先所要批判的对象是资产阶级的唯物论，他打算站在最新的自然科学材料上指出：（1）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辩证法思想方法间的矛盾，（2）被黑格尔所神秘化了的唯心论辩证法和唯物哲学的“合理的辩证法”之间的矛盾。他特别强调说，为了他现在的自然科学，‘从神秘主义辩证法中解放出来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他在当时（1873年年初）想写的似乎就是‘反布希纳’那一类的文章了。他想在自然科学辩证法的探讨中去批判布希纳资产阶级唯物论的缺点以及布希纳那种把自然科学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中的勉强行为和改良社会主义的妄想。

　　1875-1876年他开始写作的就是自然辩证法论文中的导言。继后因为忙写《反杜林论》，直到1878年6月《反杜林论》完成后，恩格斯才回头开始他的自然辩证法的其它论文。1882年11月23日他给马克思一封信说，他现在必须赶快把自然辩证法写完才行了。不料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去世，以致恩格斯不得不搁下这一工作而奔忙那更加迫切的工运工作去了。

　　恩格斯去世前曾经整理过他有关《自然辩证法》的一切材料，他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1）辩证法和自然科学，（2）自然和辩证法的研究（3）《自然辩证法》（4）数学和自然科学。恩格斯只对(2)（3）两部拟定了详细目录，至于(1)(4)两部呢，就很难断定恩格斯原意是想怎样处理了。在以上四部中，除了他特为《自然辩证证法》写作的论文和草稿外，恩格斯插进了他为其它著作写成的几篇作品，那就是‘自然辩证法’旧序，‘反杜林论’注解，‘费尔巴哈论’补遗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1895年8月5日去世后，《自然辩证法》和别的一些原稿就落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们手里去了。他们一直把它密藏着。继后手抄本传到苏联，自然辩证法才在1925年在莫斯科初版了德俄对照本。因为抄得既已错漏歪曲，又加当时俄文的误译乱译，所以这个版本是很粗草的。

　　1927年再版德文原版。1929年再版修正版的俄译本。1935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再照原稿修改订正，出版了新的俄译本。

　　日译本是由有泽广己和石滨知行两人在1929年底根据1927年的德文原版译成而在1930年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出版的。

　　上面说到的这版种本是里雅沙诺夫编的版本，他在编辑上的主要缺点是(1)他对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一切经过和恩格斯特为《自然辩证法》拟定的两个草案既没有加以细心的研究和了解，又没有严格地按照原稿年代次序加以纯历史性的整理，他只是按照他自己一时的主观乱编罢了；(2)他任意删弃了对《自然辩证法》关系极重大的两个草案；(3)他任意加入恩格斯并不是为《自然辩证法》所写成的卡尔。绍莱美尔一文。此外他虽然抽掉了夹在恩格斯原稿堆中而对《自然辩证法》无重要关系或全无关系的五小页数学计算草稿，却保留下了恩格斯在原稿中删去的许多字句，使我们阅读时感觉到好像是直接看恩格斯的原稿一样，这可以说是他唯一的一点好处。

　　第一种中译本是杜畏之先生翻的，初版年代是1932年8月。他照纯主观的见解，把里雅沙诺夫不完全依年代整理后编成的材料排成下面的次序：(1)自然辩证法旧序；(2)辩证法科学之一般性质（3）论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4)反杜林论的附注；(5)现代自然科学中之辩证法，(6)辩证法与自然科学；（7）读书杂记；(8)运动之基本形态；(9)运动之两种尺度；(10)潮汐摩擦；（11）热；(12)从猿到人；(13)精神世界中之自然科学；(14)电学；（15）费叶尔巴赫论摘录；(16)卡尔绍莱美尔略传。再编排再整理是必要的，然而把半斤改成八两，不正是俗话说的‘换汤不换药’吗？！进—步看看译文的内容，有许许多多地方倒真是换了药了，然而那是《自然辩证法》的药味吗？

　　我是在1936年秋天开始翻译自然辩证法的，因为种种关系，时译时停，所以一直拖到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一个月）才有翻完。我依据的版本是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1935年改订过的俄译本和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版本。付排前曾经由郭大力兄对照Clemens Dutt的英译本校正过一遍。全稿付排后才得到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1949年的全新的编译版。这个新版是对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前后经过并且对自然辩证法有关的一切文件加以细心研究和彻底了解以后才编译成的。这是一种很客观很正确的办法。它充分实现了恩格斯对完成自然辩证法的原来的计划。我们的工作已经是拖遢得比老牛上坡还更可怕了，自从得到这一个全新的版本以后，又只恨走快了一步。只好依照这一全新的俄文编译本把编排次序彻底改正外并且又改正了照原有俄、日二译本译成的少数不正确的地方。译者对于外国文的修养十分粗浅，对于翻译本书应有的自然科学各学科的了解又极有限，因此译文中一定有许多欠妥的地方，希望读者随时给我一些指正。

　　最后，排式上有几点说明：（A）文章中[]括弧里面的部份是恩格斯原稿上划过删号的部份；(B)有*号标记的是恩格斯自己的注解，有(1)(2)（3）等标记的是关于文献方面的注解，有（a）(b)等标记的是编者的注解，有十号标记的是译者的注解；(C)上下语气互无联系的各散篇文章，特隔开一行排列，以免混乱。”

　　从这篇“译后记”可以看出，郑易里是以超人的耐心来翻译这本书的。从1936年开始做，到1950年出版，历时14年之久，虽然断断续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为的是给新中国的在“科学海洋中航海者们”点亮那“不可少的宝贵的塔灯”。为了译好这本书，他除了研究数、理、化、生多学科的知识外，还要研究不同译者翻译的不同版本的优劣，以此为借鉴，把自己的翻译做得更好。当他在译稿已经付排、又得到新的更完善的俄文版本时，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再次进行调整和核对。这是怎样的精益求精啊！

　　第四节亲力亲为的董事长

　　从1936年11月郑易里任读书生活出版社董事长以来，除了出版《资本论》这样划时代的巨著以外，还出版了大量刊物，为危难中的中国提供了可贵的精神食粮。

　　1937年2月，因为《读书生活》遭到查禁，不得已由柳湜约请与各方面关系较多的陈子展出面编辑《读书》半月刊，但只出了两期又被查禁。隔了一个月，又以《生活学校》名义继续出版。《读书》和《生活学校》仍然保留《读书生活》的特点，每期的“读书问答”、“大众信箱”仍由艾思奇负责回答，“哲学讲话”继续连载，重要文稿他也参与审定。刊物的内容，也更多地与形势结合，曹伯韩写了“时事问答”、“时事座谈”。张健甫、黄芝冈写了“国难史话”。还有讨论救亡问题的“特约稿”、“专论”。每期都发表救亡歌曲、木刻或漫画，作者有冼星海、任钧、周巍峙、沙梅、施谊、马达、丁里等。

　　《生活学校》第五期刚出版，“八、一三”的炮声又在上海打响了。半月刊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即改出《战线》五日刊，以战斗姿态出现，宣传抗战，动员群众。担任《战线》的编委，初有章乃器、艾思奇、章汉夫、夏征农、王达夫、刘惠之、吴敏、陈楚云。到第十一期，又增加了夏衍、羊枣、恽逸群、郑易里、萧月宸。执行编辑陈楚云，黄洛峰也参与编辑。《战线》就战局和国内外形势、群众的动员与组织，战时教育和学生运动等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发表文章予以认真分析、阐述。特别是对散布失败情绪的汉奸论调，予以迎头抨击。在创刊号，全文刊载了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就职通电，在第四期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共赴国难》、《国共统一及晋北屡捷》等文章，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这期间，在反文化“围剿”和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民众的斗争中，读书生活出版社先后办了《读书生活》、《读书》、《生活学校》、《战线》、《大家看》、《认识月刊》六种刊物和其它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观点、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7年10月黄洛峰率领主力部队去武汉后，鉴于上海优越的出版条件，和经济问题，郑易里负责的上海分社的主要任务就是“造货”。一部分稿件在上海组织，艾思奇也由延安寄来稿件，一部分由黄洛峰把武汉、重庆畅销书的原稿或纸型转到上海秘密出版。不会出乱子的书仍用读书出版社的名称出版，会惹麻烦的书则用辰光书店、北极书店、高山书店、富春书店、鸡鸣书屋、彗星出版社等名称出版。除《资本论》外，先后印出了几十种书，主要有《辩证唯物论辞典》、《恩格斯论资本论》、《资本论通信集》、《资本论的文学构造》（郑易里译）；《列宁战争论》，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和《民族问题大纲》，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艺术论》和《科学文学论》；艾思奇的《实践与理论》、《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它》，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以及《苏联内战史》、《中国及其未完成的革命》、《人怎样变成巨人》、《扬子前线》、《列宁在一九一八》、《卡尔.马克思》、《列宁传》、《斯大林传》等。还出版了林淡秋、蒋天佐主编的《新中国文艺丛刊》——《鹰》、《高尔基与中国》、《鲁迅纪念特辑》。《学习生活》和《文学月报》也从重庆寄纸型到上海重印发行。

　　1940年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宜联合派人去延安、晋东南和苏北敌后根据地生活书店开展出版发行工作。生活书店上海分店的王太雷得到重庆的指示后，就召集上海的三家书店协商，联合开展对苏北根据地的新书供应工作。于是，郑易里（代表读书出版社），艾寒松（代表生活书店）、王益（代表新知书店），在王太雷家开会，并得出一致意见：一、上海三家书店，由生活书店派袁信之，读书出版社派张汉请，新知书店派王益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建立“大众书店”，由王益任经理，在苏北盐城、黄桥一带设店销售图书；二、三家上海分店出版的图书杂志，尽力供应大众书店销售；三、三家分店的机构、业务仍旧独立自理。

　　在新四军根据地成立的大众书店，以后改名韬奋书店。开始书店由王益主持，后人手不够，又从新知书店调王宏去帮忙，那时从上海办货、运货也是王益一人。后王宏生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得不到很好的医治去世了，王益一个人便无法亲自到上海办货运货，于是新知又派汤纪宏负责办货运货的业务。汤当时经常到读书出版社跟刘麐联系，把供应苏北的书打好包待运。有一次汤在经过敌伪检查站时被扣留，后由地下党走关系、托人情，花了点钱才放出来。

　　在此同时郑易里派刘麐带着郑的侄子郑珉去天长县的汊涧（新四军根据地）设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分店，书店就设在新四军的《淮南日报》社里，主要为新四军的抗大八分校供应图书，张汉请和殷荣高去协助工作。从上海源源不断运入书店的新书，直接为抗日军民服务，对根据地的思想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向根据地运送书籍时经常要通过日伪军的岗哨，一旦被发现运送的是革命的书籍，肯定会被捕，就有生命危险。他们常常装扮成商人模样往返于上海和根据地之间，在当地地下党的协助下形成了一条秘密运输线，对读书出版社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张汉请就是在执行秘密运输任务时被捕牺牲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书店因无货源无法维持，刘麐等人在天长县当地党政协助下，用读书出版社资金开设了一个土式卷烟厂，出品“凯旋门”牌香烟，来改善经济状况。

　　1940年，郑易里主持召开哲学座谈会，目的是出版一本“哲学杂志”，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来引导当前的思想界。他请周建人、赵平生、何封、董秋斯、罗稷南、胡曲园、陈珪如等人参加讨论，并向他们约稿。1940年4月《哲学杂志》创刊号出版，发表了《建立民族哲学》一文，针对某些学者提出的“要达到抗战救国的目的，更需要有一套合乎实际的民族哲学”之说，阐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的科学的哲学。中国当前的哲学问题，就是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已经迫在眼前的各种问题，并克服这些问题。把认识的结果和克服的方法，发展为思想文化运动。转化实践的力量，通过伟大的实践而创为新的事实。在执行这任务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一切收获，便是哲学在这一阶段上新的发展，也就是中国民族对于哲学的新贡献，中国民族所完成的民族解放哲学”。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一、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适性；二、强调了理论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三、辩证唯物主义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运用，并取得成功，才能得到发展。在第二期中，发表《论进步和退步》座谈记录，从理论和历史，联系革命和战争伟大时代的中国现实，批判破坏团结，阻碍进步，企图把中国拉到旧路上去的倒退思想。《哲学杂志》还刊载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以及黑格尔、谢（梅）林的著作和一些苏联哲学论文。通过哲学座谈会和《哲学杂志》这一仅有的理论杂志，团结了留在孤岛上海的哲学工作者。郑易里还充分利用这两本杂志的广告页，为读书出版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做广告。由于时局日益恶化，汪伪日寇疯狂残害进步文化人士，《哲学杂志》出到第二期不得不停止出版。

　　1937到1941年间，是读书出版社最困难的时期。敌人对孤岛封锁严密，根据地也动荡不安。在这一时期，郑易里为出版《资本论》和其它革命书刊，投入了大量资金，损失也很大，是郑易里用他和二哥做生意的钱支撑着出版社的存在，因为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围剿和日寇的侵华战火中，出版社完全变成了不公开营业的地下出版社，根本没有盈利，能维持给付工作人员的工资就算不错。郑易里集撰稿、校对、编辑、组织出版于一身，自己不拿工资，反而为这一战斗堡垒的生存垫付了大量资金，如买纸、印刷、付给郭大力、王亚南的稿酬、工作人员的工资、所有的办公费用、书籍的运输等这些费用都是郑易里垫付的。这些书印刷好后，一部分根据地下党的要求，发往青岛、大连、苏北、和延安；另外一部分发往黄洛峰所在地，卖书的钱作为黄洛峰他们的经营费用了。社里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没钱了怎么办？——找老郑！”再加上因重庆的印制条件不好，资金不足，送到上海印刷出版的几十种书的出版费用，郑易里共垫付款项达7万元之巨，下面把部分郑易里垫款记录如下：

　　日期金额用途（原借据注）

　　1936年12月3000.00重组读书生活出版社还清内外债。

　　1937年4月13日1000.00由李子清经手，预付郭、玉版税之用

　　1937年9月22日40.00预付资本论版税。

　　1937年11月2日40.00预付资本论版税

　　1937年11月17日40.00预付王亚南十一月份“资社”版税

　　1937年11月24日40.00付王12月份

　　1937年12月23日40.00预付王大力十一月份

　　1938年6月7日500.00印资论，付科学

　　1938年6月20日30.00付大力用

　　1938年7月2日20.00付人文用

　　1938年7月3日20.00付大力用

　　1938年7月5日200.00付人文用

　　1938年7月16日530.00付科学用印资论

　　1938年7月23日240.00付科学用印资论

　　1938年7月29日1000.00买资论报纸用

　　1938年8月1日150.00买向科学资论报纸用（尾数）150零65

　　1938年8月31日1000.00买资论报纸用

　　1939年1月19日117.00付科学用

　　1939年10月26日100.00买纸用

　　1939年10月27日2000.00买纸用

　　1939年11月1日1000.00

　　1939年11月3日100.00

　　1939年11月6日100.00

　　1939年11月6日49.16

　　1939年11月10日300.00

　　1939年11月17日1300.00

　　1939年11月28日3976.17

　　1939年12月2日900.00

　　1939年12月12日150.00

　　1939年12月1日300.00

　　1939年12月18日100.00

　　1939年12月23日1100.00

　　1939年12月27日1000.00

　　1939年4月18日1000.00

　　1939年7月24日1000.00

　　1939年11月23日1000.00

　　1939年9月27日40.00

　　1939年9月27日450.00

　　1940年1月4日150.00

　　1940年1月5日2000.00

　　1940年1月31日2227.38此款系王借来，交由昆明景明(号)拨交黄母收用

　　1940年2月1日1100.00

　　1940年2月3日1000.00

　　1940年2月5日59.00

　　1940年2月6日69.36

　　1940年2月15日480.00

　　1940年2月24日200.00

　　1940年2月28日1348.00

　　1940年3月1日500.00

　　1940年3月8日776.07

　　1940年3月14日1500.00

　　1940年4月11日172.00

　　1940年4月11日500.00

　　1940年4月19日400.00

　　1940年4月23日200.00

　　1940年5月21日100.00

　　1940年7月17日600.00汇重（庆）交克金转运用。

　　1939年4月15日5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39年7月4日1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39年9月1日5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39年10月28日2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40年6月29日5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37年2月22日200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7年2月19日100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7年2月22日2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7月24日100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9月27日45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9月27日4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11月23日100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3月31日1140.00此次记名股票系38年8月1日入进，由上海转来收

　　1939年3月31日1150.00此次记名股票系38年8月1日入进，由上海转来收

　　第五节建立香港分社

　　1939年郑易里从昆明回沪时，带出来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侄子郑珉，一个是他的内弟熊岳柏。

　　郑珉是郑易里大哥郑重贤与续娶的妻子郑陈氏生的，郑珉四、五岁时，父亲便中年病故，而且郑珉的大哥、二哥都相继去世。因为家庭的这些变故，郑陈氏在家庭中十分没有地位，婆婆非常看不上她，孤儿寡母的困难处境可想而知。母亲没钱供郑珉上学，他只有天天与顽皮小孩扎堆。吃饭是东家吃一顿，西家吃一顿，到谁家挨谁家骂。可以说郑珉是在打骂和穷困中长大的。那年郑易里回昆明治病，看到郑珉这种境况很是同情，觉得不拉这孩子一把，这孩子就毁了。于是他从昆明回沪时，就把郑珉一起带走。临动身的那天早上，郑珉老不来，大家很着急，怕误了车。等了半天，，郑珉提着一个小皮箱来了，他的富有的堂哥瞪着眼睛，像搜查小偷一样，拿过他的皮箱打开检查，不料打开一看，皮箱里只有几个黄梨，他的堂哥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你这种人还配吃水果！”这件事令郑珉刻骨难忘，那时郑珉只有13岁。

　　熊岳柏是郑易里夫人熊约春的弟弟，毕业于贵州镇远师范学校，在当地进步青年和爱国群众的鼓励和要求下，曾开设一家新光书店。早在读师范学校时，郑易里就常常给他寄去一些进步书籍、报纸和杂志。有了这家书店，熊岳柏便把郑易里寄来的书报杂志等拿来出租，只收取极少的租金作为增购新书刊之用，然后又请郑易里源源不断地从上海寄来大量新书发售。新光书店只要有新书上架，顾客都是挤进挤出的，不需一顿饭的时间，新书就争购一空了，平时也是生意兴隆。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国民党反动派开始搜查新光书店，而且还扬言要对书店下手局势越来越紧张。就在这个时候，郑易里到镇远来接夫人熊约春，熊岳柏将自己的和新光书店的处境告知了郑易里，郑易里再三考虑之后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将新光书店交给熊岳柏的叔叔继续经营，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国民党反动派不致对他有什么伤害；二是同意了熊岳柏加入读书出版社的要求。于是郑易里带着熊家姐弟俩离开了这座阴云密布的山城。

　　他们离开镇远后的第一站是贵阳中华南路五十七号。这是一家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联合经营的一家书店。郑易里和熊岳柏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星期。郑易里告诉熊岳柏没事的时候就到门市部去溜溜，帮着照顾好读者，这样熊岳柏提前熟悉了出版社的情况。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坐着一种走起来呜呜直叫的木炭老爷车到达了昆明。

　　昆明的读书出版社门市部布置得很简单，是利用一些大木箱靠拢在一起，再把书摊开来放在上面，以便读者选购。这些大木箱，原是装香烟的，是设在昆明正义路经售香烟的商家景明号支持的，这家商号的主人就是郑易里的兄长郑一斋。在昆明门市部里，郑易里介绍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权和新知书店的张朝同与熊岳柏认识。

　　由于当时反动派的势力很大，要在内地出版进步书籍，条件是很困难的，一般的印刷厂不敢排印。为此，重庆总社最终决定到上海去印书，然后通过香港转运内地，来供应出版社设在各地的门市部，这就需要在香港设立一个门市部，来负责转运和海外的销售。于是1939年7月郑易里带领熊岳柏、郑珉到香港设立读书生活出版社香港分社。

　　郑易里带着熊岳柏、郑珉坐火车经滇越线到海防，再坐船过北部湾，来到了海外孤岛香港。郑易里在香港中环摆花街三十三号三楼租下了一间写字楼，这就是香港分社的所在地了，然后又给熊岳柏和郑珉交代了香港分社今后的任务：主要是设法转运从上海发来的书去供应设在国内各地分社的门市部；同时，也要开展香港当地（包括九龙）和海外的本版书的发行工作。至于具体办法，就靠熊岳柏和郑珉自己去动脑筋了。

　　郑易里在香港安顿好熊岳柏和郑珉以后，就准备回上海了。临走前，他带熊岳柏去九龙走了一趟，探望当时住在九龙养病的高士其。告辞出来以后，还交代熊岳柏说：“我要回上海去了，你带着郑珉在这里好好地干吧。今后，你还要经常抽空去看看高士其同志，他有什么事，都要帮他解决。”这以后，熊岳柏几乎每周都去看望高士其，有时带巧克力等小礼物去，让高士其感到分外温暖。

　　那时熊岳柏也就是十七八岁，郑珉十三岁，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当地年轻人龚国莹。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有时要白天黑夜地干，还经常要和英国殖民当局周旋，既辛苦又危险，但他们知道这干的是革命工作，所以这三个小伙儿始终情绪高涨。郑易里回上海后，仍然时时关心着香港分社的工作，毕竟他们三人年龄尚小，郑易里便常常写信给熊岳柏，给他们一些指导。他们三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大批书籍的转运任务。后由于上海孤岛的形势也日渐紧张，已经没有多少书可往香港发了，于是香港分社于1940年下半年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