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走在时间前面的人-郑易里　郑易里1906年诞生于美丽富饶的云南大地的明珠-玉溪。1920年到昆明成德中学上学，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25年到北京农业大学上学，参加了由中共党员王复生（1921年入党的党员）领导下和王德三，李鑫，杨青田，“云南革新社”26年3月后改名为“新滇社”。

　　1926年底去日本留学，和同去日本留学的张天放、艾思奇、刘惠之、廖成志等，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科学研究会”，郑易里在学习中了解到《资本论》可以救中国，并且在日本买了一套日文版《资本论》，供自己学习。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5月13日（星期日），由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领导发动千人大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并且在大会上加入“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郑易里和同学们毅然参加了由廖成志领导的“反日大同盟归国宣传分会”。他们满怀爱国的激情，于1928年底回国，与郑易里同船回国的有：廖承志、艾思奇、艾志成、刘惠之、黄鼎成等。

　　回到上海，大家一起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刚开始扈楚一是主持人，但是不久被捕，后来黄鼎成担任组织委员。在上海开展活动，因为在上海的生活问题，又回到玉溪！

　　回到玉溪后，见到了李梓柏，他是郑易里的中学同学，当时他已经是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经过他的介绍，郑易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中国革命的道路。做过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的秘书和财务委员。1930年4月，由于云南党内出现叛徒，云南省委遭到严重的破坏。1930年12月31日，云南党委书记王德三和委员张经臣、李国柱、吴澄被反动派杀害。财务委员王树衍通知郑易里赶快疏散。经过千辛万苦的奔波，1930年6月到了上海。到上海后继续参加“反帝大同盟”工作。一方面给在昆明做买卖的二哥郑一斋在上海开商栈，同时还成为云南到上海的同志联络站。

　　1930年8月聂耳来到上海，郑易里介绍他参加了虹口区反帝大同盟，一起参加活动。

　　31年6月顾顺章叛变，使上海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上海党组织临时迁到延安。

　　1936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社长：李公朴，经理：柳是，编辑部成员：艾思奇、陈祖云、高士奇、郑易里、胡绳、曹伯韩、廖遮谦等。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初，艾思奇和郑易里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书，由苏联米丁所著的《辩证唯物论》，被翻译成中文《新哲学大纲》，前后印刷了14版，是系统、权威的，具有成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里程碑意义，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四大关键作用：

　　一，理论层面：系统形成权威体系

　　1.首次把苏联最新、最权威的辩证唯物论体系，涵盖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纠正此前零散、片面的传播缺陷。

　　2.集当时苏联哲学战略成果，提供权威系统，规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成为中国学界构建理论体系的重要蓝本。

　　3.与“大众哲学”互补，前则体系化、学术化，后则通俗化，共同奠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双轨格局。

　　二，传播层面：启蒙和思想动员

　　1.面向知识分子与青年，破除唯心论与马克思主义迷雾，提升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

　　2.成为革命青年与进步人士思想启蒙读物，推动马克思主义从书斋走向社会，为民族救亡与革命提供理论武器。

　　多次再版，影响远超学界，成为延安整风与干部教育的重要参考书。

　　三，实践与历史影响

　　1.深刻影响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多次研读，尤其重视“认识的过程”章节，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的《实践论》《矛盾论》吸收本书核心观点。

　　2.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写有《改造我们的学习》，其核心思想正是，《实践论》《矛盾论》哲学思想的实际应用。如果说“新哲学大纲”等苏联哲学是舶来的哲学原材料，那么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就是经过消化，结合中国实际锻造而成的中国化哲学结晶。这种理论创新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更在实践层面推动了党的理论与实际工作的深度结合。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发表后，迅速成为全党开展理论学习的核心教材，引导广大干部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学会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分析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干部教育中，这两部著作被列为必修内容，帮助各级指挥员，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把握矛盾转化规律，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渗透到土地改革、群众动员等具体工作中，使党的政策始终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郑易里参与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作为这一思想演进的重要源头，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理论传播，更在于它搭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桥梁，让先进理论真正转化为改造中国的实践力量。

　　3.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形成，为后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教材提供范式。

　　4.作为读书出版社早期核心出版物，巩固红色出版阵地，为三联书店前期奠定理论出版基础。

　　四，出版翻译意义：

　　是早期高质量马列主义译者的典范，翻译严谨，体系完整，树立理论译界的标杆。

　　1.直接推动后续《资本论》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形成红色出版，形成理论传播的链条。

　　1936年11月23日上海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李公朴被逮捕，读书生活出版社处于危急时刻，因为财务工作全是李公朴管理，印刷厂是先印刷书籍，卖了书再还钱！到底大家不知道欠别人的钱，还是别人欠出版社的钱，现在要账的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濒临倒闭。这时上海党组织找到艾思奇，认为读书生活出版社根据当时的革命需要不能放弃，必须留住，艾思奇找到郑易里，说明了这件事，郑易里马上和二哥郑一斋商议，同意拿出3000法币，买断了读书生活出版社。还清了内外债务，安定了人心。

　　1937年新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董事长：郑易里，总编艾思奇（党员），总经理：黄洛峰（党员）。从1937年开始，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就在党的领导下，（根据组通字〔1983〕34号）

　　郑易里作为董事长还没有接上关系，但作为党外人士、从商人士，容易隐蔽身份。当时长征刚结束，革命需要一个理论思想来指导！三人当时决定出版《资本论》！谈何容易！做起来难！1，翻译人哪里找？2，钱哪里来？恰好艾思奇的女友吴瑛和郭大力的夫人余信芬同在上海暨南大学。一个想找翻译“资本论”的人，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找出版社的人遇到一起了，钱的问题由郑易里和他二哥负责解决！

　　和郭大力订了合同，每月由出版社支付郭大力和王亚南各40元作为预付稿费。提供2000元作为准备金以保证稿费的支持。

　　自“八一三”战火燃烧到上海，中国军民全面抗日开始，出版社工作受到很大影响，艾思奇就去了延安，黄洛峰带领出版社大部分人就去了武汉，后武汉又沦陷，就去了重庆。上海就留下郑易里，罗暨南，郑效煦等几个人，因为在上海印刷条件比较好，可以印刷书籍供市场。也接受郭大力的稿件整理。

　　郭大力为了翻译工作不受影响，就搬回老家工作，每翻译一段就用航空邮件寄来翻译材料，郑易里用日文“资本论”来进行校对，和整理。从开本，版式，装帧设计，纸张，在何处印刷，如何发行等等全由郑易里做主。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出版；第二卷9月15日出版，第三卷9月30日相继出版。郭大力在《资本论》后记中写道：“我们应该感谢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本译本的促成者和执行者而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了校对的工作。”

　　第一次1000套在上海出售，当时宋庆龄、邵力子、冯玉祥、周树仁等都预定了。

　　1938年郑易里主持出版的《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如同一声惊雷，划破了那个阴霾密布的时代。它不仅是出版界的丰碑，更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理论进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理论奠基，为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首次完整引进，1938年8月到9月，这部200万字的巨著在上海“孤岛”的恶劣环境中问世，印行3000套。这不仅让中国第一次拥有了《资本论》的全貌，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传播的开端。

　　领袖的研读：这部书几经辗转到延安，毛泽东主席正是在读到这一版后，在扉页上感慨地写下“1938—1867=71”意为在“71年后中国才出版”，它成为延安时期领导人思考革命道路的重要理论依据。

　　2.危局坚守：爱国知识分子的生死接力：

　　郑易里在其中扮演了促成者与执行者，他的贡献不仅是

　　智力上的，而是生命中的，倾囊而出，在出版社资金匮乏时，郑易里说服二哥爱国商人郑一斋先后捐出七万大洋作为经费。

　　3.孤岛留守，1937年上海沦陷后，郑易里孤身留守已成“孤岛”的租界。他冒着生命危险整理、校对译稿，甚至让家人从后往前逐字校对，防止疏漏。

　　4.护送纸型：为了在大后方重印传播，他冒着战火，将宝贵的纸型经香港，越南，海防辗转带回重庆。周恩来副主席得知后，曾亲自过问这事。

　　3，星火燎原：跨越封锁的精神火种。首先，3000套书，1000套在上海销售。后2000套书运往广州时，因为战火，船只沉入海底。郑易里等人又紧急加印，又经湛江、桂林等地，在日军封锁线中秘密运输。最终送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从1936年12月到40年7月，郑易里和二哥借给读书出版社七万多元，供出版社印刷各类革命书籍和维持生活。

　　日期金额用途（原借据注）

　　1936年12月3000.00重组读书生活出版社还清内外债。

　　1937年4月13日1000.00由李子清经手，预付郭、玉版税之用

　　1937年9月22日40.00预付资本论版税。

　　1937年11月2日40.00预付资本论版税

　　1937年11月17日40.00预付王亚南十一月份“资社”版税

　　1937年11月24日40.00付王12月份

　　1937年12月23日40.00预付王大力十一月份

　　1938年6月7日500.00印资论，付科学

　　1938年6月20日30.00付大力用

　　1938年7月2日20.00付人文用

　　1938年7月3日20.00付大力用

　　1938年7月5日200.00付人文用

　　1938年7月16日530.00付科学用印资料

　　1938年7月23日240.00付科学用印资料

　　1938年7月29日1000.00买资论报纸用

　　1938年8月1日150.00买向科学资论报纸用（尾数）150零65

　　1938年8月31日1000.00买资论报纸用

　　1939年1月19日117.00付科学用

　　1939年10月26日100.00买纸用

　　1939年10月27日2000.00买纸用

　　1939年11月1日1000.00

　　1939年11月3日100.00

　　1939年11月6日100.00

　　1939年11月6日49.16

　　1939年11月10日300.00

　　1939年11月17日1300.00

　　1939年11月28日3976.17

　　1939年12月2日900.00

　　1939年12月12日150.00

　　1939年12月1日300.00

　　1939年12月18日100.00

　　1939年12月23日1100.00

　　1939年12月27日1000.00

　　1939年4月18日1000.00

　　1939年7月24日1000.00

　　1939年11月23日1000.00

　　1939年9月27日40.00

　　1939年9月27日450.00

　　1940年1月4日150.00

　　1940年1月5日2000.00

　　1940年1月31日2227.38此款系王借来，交由昆明景明（号）拨交黄母收用

　　1940年2月1日1100.00

　　1940年2月3日1000.00

　　1940年2月5日59.00

　　1940年2月6日69.36

　　1940年2月15日480.00

　　1940年2月24日200.00

　　1940年2月28日1348.00

　　1940年3月1日500.00

　　1940年3月8日776.07

　　1940年3月14日1500.00

　　1940年4月11日172.00

　　1940年4月11日500.00

　　1940年4月19日400.00

　　1940年4月23日200.00

　　1940年5月21日100.00

　　1940年7月17日600.00汇重（庆）交克金转运用。

　　1939年4月15日5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39年7月4日1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39年9月1日5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39年10月28日2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40年6月29日5000.00由郑一斋处拿来

　　1937年2月22日200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7年2月19日100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7年2月22日2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7月24日100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9月27日45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9月27日4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11月23日1000.00以记名股票形式投入

　　1939年3月31日1140.00此次记名股票系38年8月1日转入，由上海转来收

　　1939年3月31日1150.00此次记名股票系38年8月1日转入，由上海转来收

　　（借据原件在上海出版博物馆）

　　郑易里是一位眼界开阔的学者，深知中国近代落伍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闭关锁国政策。郑易里在读书出版社翻译、校对、出版《新哲学大纲》《资本论》等著作时，深感国内缺乏一部质量较高的中、英文对照词典。当时社会上的英汉字典版本太老，收词太少，便萌生了亲自动手编写一本质量较高的英华大词典的念头。他从1942年起脑子里总在盘算着、思考着。

　　在这种情况下，黄洛峰跟郑易里商量，看出什么书能赚钱改善社里的经济状况，又不宜被追查。郑易里马上提出编纂英华大词典和出版文艺作品的想法，而且可以利用编纂词典来掩护党的出版工作，掩护遭受迫害的革命同志。黄洛峰听后大喜，于是便委托郑易里来完成这项任务。就这样，郑易里在解放战争的滚滚硝烟中，在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中开始了这部辞典的编纂工作。

　　1947年，郑易里仔细调研了几十部当时国内外著名的英文辞典和英日辞典后，决定博采众家之长，出一部使用国际音标注单词、译文使用现代白话文、例证丰富、广收新词和俚语、俗语、习惯用语的新辞典。这样的编纂方针在当时是一种突破，是划时代的首创。

　　但是，资金从哪儿来呢？郑易里的二哥郑一斋早在五年前的一场车祸中去世，但从此郑易里再也没有能力在经济上继续支撑读书出版社了。

　　要出字典，可以说当时的情况是一无资金，二无人才，因为出版社已被查封，甚至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郑易里考虑没有办公地方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干。由于字典部头大，一人完成耗时太长，不请人合作是不行的，于是经人介绍，请到了史先生和日语、英语都很好的曹成修（中共党员）先生共同编纂。当时，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曹先生正赋闲在家，没有生活来源，在物价飞涨的上海，一家人生活很拮据。但是，这本英华词典的编纂什么时候能完成，什么时候能出版都是个不定数，所以郑易里按一般市价稿酬的一倍来支付曹成修等人的稿酬和工资，并且由夫人熊约春千方百计兑换成不易贬值的银圆支付，约定以此买断曹成修和史先生的字稿，这样做，以后词典出与不出、是赔是赚都与他们无关，全部风险由郑易里一人来承担。资金则从郑一斋大儿子郑瑞之那儿借了3000美金来解燃眉之急。于是这些困难被郑易里一一解决了。

　　郑易里懂英、日、俄文，合编者曹成修懂英、日文，二位是主编，再加上史先生，郑康伯、张君悌、刘龙光、唐先生等四五人（编排加工二人、校对五人）组成一个班子，参加这部辞典的几位主要编辑，学识都很渊博，懂得几国文字，刘龙光还懂得出版印刷，也是个多面手。

　　资金、人才、办公地点三个问题解决后，字典工程可以开工了。

　　编纂辞典比出版《资本论》更费工夫，需要参考十几种原版字典，郑易里想出省力又省时的办法，他把找来的原版辞典一页页拆开，分别把英文词条贴在白纸上，再在白纸上编写上相应的中文词条。需要增补单词和词汇时，就剪开加贴。一页稿子，英文夹中文，改划得密密麻麻。

　　除英语语汇外，还要用最大努力尽可能收录活在广大人民口语中而为一般词典所少有的俗话、俚语、俏皮话、方言、儿语、学生话、简字、略语以及英语中所吸收的种种外国语（如拉丁、法、德、俄语等），此外还有跟着美元势力逐日插进英国社会生活中去的大量美国俚语。新的语汇不断地新生着，我们希望这本辞典在每一次再版时都能有一些应有的补充，使它尽到辞典的最大效能。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郑易里是在研究大量各式英汉字典、英语字典甚至英和字典的基础上，对单字批判性地兼收并蓄，力图使这本词典成为最完善、最实用、查得率最高的词典。

　　在短语的选择上，郑易里在《前言》中写道：“我们收录短语的原则是‘越多越好’，所以凡是我们参考书中所有的短语，我们都几乎毫无遗漏地收录上了。”

　　郑易里说一口略带玉溪腔的昆明话，虽然他小时候学英语时在发音上的困难有所克服，但是要编词典就不那么简单了，要求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准确无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为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英语简介》

　　其他还有“英语拼法”“词缀和缀词”“复合词与合成词”“英美语的差别”“英文读法”“数词读法”“名词复数”“大写法则”“斜写法则”九个方面的论述。

　　郑易里总觉得英语发音是自己的短板，所以在动手编词典之前就做了充分的研究，以至于他的发音已经很好了，自己还浑然不觉，他生怕因为自己的不足误导读者。

　　从这篇论文可以看出，他总是从问题的源头研究起，一步一步地前进、深入，直到把问题彻底弄清楚。虽然现在人们学习英语依靠国际音标即可知正确的发音，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这么细致入微的研究，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严谨和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了时代的最前列，他要让自己编的词典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正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编纂的《英华大词典》才成为最“长寿”的词典，尽管现在各种新的英华词典层出不穷，但这部《英华大词典》还是专业翻译家手中不忍割舍的“宝贝”。

　　不到一年，郑易里、曹成修如期完成任务，可是由于史先生的部分难以使用，这一部分郑易里和曹成修又各人负责二分之一重新编纂。

　　关于词典的付排还要感谢万国钧先生。词典的排版非常复杂，中英文夹杂不说，大写小写，各种符号非常多，一般印刷厂都不愿意接这种活。而万国钧对上海的印刷厂了如指掌，为此他专程来到上海，找到了一家极小极小的印刷厂，实际上是一家没有印刷机只有一个英文排版师傅的中英文排字房，这家排字房把这一将近几百万字的巨大工程承包下来，才算解决问题。

　　这一时期，出版词典的资金仍然时断时续，毕竟这是一项大工程，花费肯定不少。一天，郑易里正为资金发愁时，在街上碰到了党内管财务工作的王太雷先生，王太雷见郑易里愁眉不展，连忙上前询问缘由，郑于是将资金困难的情况对他说了。不久之后，王太雷开始代表地下党每月出资200银元，一直出了6个月，共1200银元才使这本词典的后续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一九五〇年盛夏，完成了全部排版加工工作，十二月份，一部全新的《英华大词典》在上海出版了！

　　我们当初的计划是一年编完，半年排完出版。原稿倒按预定日期完成了。当成修兄和我把修改、增补和排校的全副担子挑到肩头上以后，我们就开始有出路远脚步慢的沉重感觉了。这第二步的工作整整做了一年半，这是完全没有预算到的。

　　新中国诞生了，这一段艰苦的路途也在不断努力中走完了，词典也跟着出版了。

　　《英华大词典》出版了，可是由于我国的国策是一面倒向苏联的，当时的外语教学是俄文的天下，学英文、用英文的人极少，出版社怕词典不好卖，所以只印了2000册，每册定价15万元（旧币，相当新币15元）。当时一个普通干部月薪大约二三十万元，年轻人就更少了，大约只有十几元钱，没想到即便这样词典也很快脱销了，很多人投书出版社，要求买词典。最典型的是，有一位中学英语老师跑了很多地方，想尽千方百计都买不到这本字典，居然写信给郑易里，让郑易里给代买。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辞典的销量开始逐渐上升。在《英华大词典》的书稿档案里还保留着当时从出版总署转给主编郑易里的两封读者来信：认为这本辞典新词较多，译语灵活，缩写字和专有名词按照字母的次序排列，便于检查，同时指出书内有一些错误；另一读者建议郑易里同志再编本《俄华辞典》。

　　1953年经郑易里、曹成修同志改正初版的一些错误后组织重印，重印挖改纸型工作在上海进行，人民出版社专派沈昌文同志去上海负责此事。加印了一万二千册。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累计发行超100万册。

　　1959年郑易里还和绍韩、岳于水三人合编了《袖珍英汉词典》，收入词汇约3万条，全书共约63万字，专供当时中学生使用，前后共印刷了300万—400万册（因为1973年第17次印刷后不再注明印刷数量）。

　　郑易里主编的《英华大词典》（1950年初版），它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大型英汉词典，也是1950—20世纪80年代中国唯一主流英汉双语工具书，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外交影响深远。

　　一、填补空白，成为全民学英语“圣经”1，独家权威：1950—20世纪80年代，它是内地唯一大型英汉词典，收词8万+，附中文索引，兼具汉英功能。2.几代人必备：发行超百万册，覆盖学生、教师、科研、翻译、外交领域，哺育三代华人学子。3.质量标杆：选词严谨、释义规范，收习语、俚语、百科词全面，长期是国内英汉词典的最高标准。

　　二、支撑教育与人才培养•成为大中小学、外语院校核心工具书，奠定新中国英语教学基础。•培养大批英语人才，服务外交、外贸、科技、文化、军事各领域。•推动外语教育普及，打破西方语言垄断，提升国民国际视野。

　　三、助力科技与现代化建设•支撑科技文献翻译、外文资料阅读、国际学术交流，是科研人员“标配”。•助力农业、工业、国防、医学等领域引进西方技术与理论，加速国家现代化。

　　4.为计算机、航天、核工业等新兴领域提供术语规范，推动科技自立。

　　四、服务政治与外交大局•1942年编纂初衷：掩护地下党出版工作，避开国民党文化围剿。•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中国政府作为国礼赠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中国文化自信的象征。为外交谈判、国际会议、对外宣传提供语言工具，服务国家外交战略。

　　五、推动文化交流与语言规范•搭建中西文化桥梁，促进思想、文学、艺术交流，开阔国人眼界。•统一英汉术语与译名规范，为翻译行业与语言标准化奠定基础。•影响后续词典编纂，成为商务印书馆等权威辞书的重要参考。

　　六、历史地位•标志中国自主编纂大型英汉词典的开端，结束依赖西方词典的历史。•是新中国文化建设里程碑，为改革开放后的外语热与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

　　统一英汉术语与译名规范：为翻译行业与语言标准化奠定基础，影响后续词典的编纂，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参考。

　　六、历史地位

　　因为原来高质量的英语词典多依靠外国教材和传教士版本，现在打破了不能自主编纂大型英华词典的历史。

　　是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里程碑，为改革开放后的外语热与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郑易里的终身奋斗——《郑码》的产生和发展

　　他了解到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造完成，计算机的神奇功能引起了他的注意。随着五六十年代世界信息产业飞速发展，郑易里敏锐地意识到，要使计算机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必须使汉字潇洒地进入自动铸排机和计算机，只有这样才能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推动中国的科技进步。

　　郑易里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并且力争走在科学的前沿，当计算机在国内的应用还处于凤毛麟角之时，他便已经想到汉字如何输入计算机的问题，开始了计算机中文处理的研究。

　　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美国、加拿大、苏联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的专家们，竞相提出将汉字快速输入计算机的各种方案。他们在168个大键、30个辅键的方案基础上进行缩小，于是不断有108键、96键、87键、64键的报道出现。

　　在这一方案基础上开展一些必要的研究工作，并制定第二、第三个方案，以便与第一个方案进行对比，然后再总结出一个最理想的方案，交该院业务部门试用。他很希望这一工作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故投入较多精力和时间，词典修订进度难免受到影响。

　　《郑码》和《五笔字型》输入法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和编码方案的雏形。这个方案已经实现了只用32键将汉字拆分编码输入。尤其是他经过大量分析统计，认为每个汉字最多用4个代码是检索汉字最精炼、最科学的码数。

　　这时，郑易里已经感到研究电脑编码输入技术，不懂电脑是无法深入探索的。于是，已经年近70岁的他开始学习计算机知识。他买了很多介绍计算机的书，了解计算机的工作原理，但他觉得中文版的书还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就去查阅原版外文资料，同时还要进行反复的、近似枯燥的试验。他还研究了汉字的图形结构，要把汉字输入计算机，就需要解决把平面文字（汉字）变成线性传输的问题，他感到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

　　1980年11月，郑易里与邮电部第七研究所合作，率先创造了26键输入方案，首次在世界上完成了只用A—Z26个通用键位将汉字字根代码化的汉字输入法——计算机《26键位汉字拆根输入码方案》。他们运用这个方案对《标准电码本》内全部9324个汉字，以及《标准电码本》中没有，而收入《新华字典》（1979年修订本）中的1726个汉字，共11050个汉字进行了编码，重码字130个，占总编码字数的1.2%。这个重大成果，已大大领先于当时国外所有公司和专家研究的汉字输入成果，率先攻克了26键通用键盘大关！

　　1980年，郑易里已是74岁的高龄老人，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专著——《从人查字到机器查字》。这篇专著考察了中国古代汉字的演变并分析了现代汉字的属性，他的“一笔查字法”使汉字形成了“笔画—字根—整字—词语”的序列，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为汉字的人工检索理论作了科学的论述，开创出一条新路，成为整个中文输入的理论基础，后来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汉字字形编码都源于郑易里的这一“字根说”。《从人查字到机器查字》也因此被学术界誉为奠基性的科学著作，是中文信息产业的理论基石。郑易里则被称为电脑汉字形码理论体系的奠基者。

　　1981年，郑易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专职从事计算机中文处理研究，并主持了情报研究所的“汉字字型信息26键输入编码”工具体研究，该研究具有领先水平。1986年《郑码》获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郑码》在农业科技文献的建库工作中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这一研究成果获奖后，《郑码》的诞生，可以说是郑易里终生研究的成果，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绩就是计算机汉字输入法——《郑码》的研究成功。”他终于圆了青年时代的梦——用机器（计算机）打汉字！

　　文中写道：一种易学、易记、实用、输入速度快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案——郑易里电脑汉字二十六键拆根编码方案（《郑码》），已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员郑易里设计完成，12月16日在北京通过鉴定。我国计算机和信息处理业的专家们称赞这一方案是国内外同类方案的先进成果之一，它使我国的电脑汉字处理系统向实用科学迈进了一大步，实现了在通用的标准键盘上的应用。

　　12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编译家郑易里研究成一种电脑汉字编码新方法》。文章中写道：“现在郑易里和他的编码组已把六千七百六十三个常用汉字和三千条通用词输入了电脑，并能够在二十六个电键上顺利完成。”

　　郑易里发明的郑码（字根通用码），是中文电脑输入的里程碑，也是汉字形码理论的奠基者，对中国信息化、汉字数字化、国际中文应用影响巨大。

　　一、理论奠基：开创汉字形码科学体系。

　　1.70年代提出字根说，是中国首个按字形特征的完整编码理论，成为五笔等主流形码的源头。•把汉字拆解为170个基根，用26键布局，建立科学、统一、可扩展的汉字编码逻辑。

　　2，论文《从人查字到机器查字》成为中文输入理论解决汉字输入核心难题的突破。

　　3，超大字符集兼容：一套规则可输入10万+汉字，覆盖GB2312/GBK/GB18030，含生僻字、繁体、日韩汉字。1.简繁同码：简繁体编码一致，跨平台、跨地区通用。2.高效输入：单字最多4码，平均码长1.8–1.9键，支持词组与长句，速度快。

　　4，3.权威认证：获中、美、英三国专利，Windows 95起系统预装，IBM、中文之星等广泛采用。

　　二、对中国的关键意义：1.推动中国信息化起步

　　1.解决电脑处理汉字的“卡脖子”问题，让中文进入计算机时代。

　　2.支撑办公、出版、科研、政务数字化，是中国信息化的底层工具。参与国家“748工程”，为中文信息处理奠定基础。2.汉字数字化与文化传承•让古籍、生僻字、书法、方言字可录入检索，助力文化遗产数字化。

　　3.规范汉字拆分与编码，统一中文信息标准。

　　三，支撑《康熙字典》《高丽大藏经》等超大型字库电子化。

　　1国际影响与中文话语权

　　2被三星等用于中日韩汉字系统，成为国际中文输入标准之一。

　　3打破西方对文字编码的垄断，提升中文在信息时代的地位。

　　4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典范，证明中文可适配现代科技。

　　三、历史地位,

　　1.郑易里是中国电脑汉字形码奠基人，郑码是最科学、最通用的形码之一。

　　2.它不仅是输入法，更是汉字与计算机融合的桥梁，深刻影响中国信息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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